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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948年对相关问题的探索论析

2020-03-26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948年对相关问题的探索论析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948年对相关问题的探索论析

时 间:2020年03月26日 17:06

详细介绍

  1948年,从检讨纠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入手,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首先为开展土地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随后,他又对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策界限问题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党内深入开展政策检讨。通过总结这段工作,作出一个重要论断,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完整地提出新主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总结和思考,以及从不同层面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努力,极大地增进了党在上的成熟和统一,为中国取得最终胜利、顺利建立新中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障。

  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年代,它武装了全党,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客观形势变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起到关键指导作用。

  1948年前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阶段。在中国取得全国规模胜利的道路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指出:解放战争向前推进,靠军事和政策两个方面,“政策对,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脚,能扩大军事胜利效果”(转引自李明华:《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城南庄会议述评》,《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为加速中国胜利进程,1948年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展开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

  1947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它的深入推进对于中国取得最终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党来说,领导这样一场彻底的反封建运动,及时排除“左”和右的偏向的干扰,使之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8年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探索,就是从土改纠“左”的经验总结中逐步深入下去的。

  当时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在一些地方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例如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乱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排斥打击“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个别地区土改的打击面高达25%。在新解放的城市中,这一倾向呈现蔓延的态势,有农民把清算恶霸地主的斗争方式带进城;有的地方违反工商业政策,没收商人财物,把税率定得过高;有的地方职工运动过激导致生产停滞。

  1947年底这些严重的情况陆续反映到党中央来,引起的高度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若是任由错误倾向发展蔓延,将会迟滞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他向全党表示,如果“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上犯错误”(《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同时尖锐地指出:“不怕蒋介石有美援,只怕蒋介石有‘左’援。”(《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页。)

  如何才能有效克服“左”的错误倾向?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从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党的经验是痛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时,主要是‘左’的危险”(陈毅传达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线日。)。他强调:“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会议在研究部署“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各项举措的同时,“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提交会议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被确定为“整个蒋介石统治集团,建立新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针对报告里的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新主义的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选集》第4卷,第1257页。),随后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全面阐述。报告将新主义纲领进一步具体化,明确了这一时期党对待各主要社会阶级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原则,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阐明了新形势下纠“左”的必要性。

  会议纠“左”的成果,集中体现在 1948年1月18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选集》第4卷,第1244页。)而起草的中央决定草案(简称《一月决定》)里。决定围绕“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文件主旨,在部署各项具体政策的同时,还使用了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说:“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危险性的严重提法,充分反映出中央坚定的立场,对于当时迅速遏制错误倾向发展蔓延的势头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个提法却也给《一月决定》随后一波三折的走向埋下了伏笔(1948年3月17日,在给的电报里正式确认“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新中国成立后,该决定经整理后被编入《选集》第4卷。参见《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96页。)。对决定征求意见的过程,更加印证了已有的观点——反“左”和反右必须结合起来看待。1948年1月间,他同陈毅谈到:“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议反右,要合起来看,不能对立起来看。一月决定迟迟未发表,要各地多酝酿,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 ”(陈毅传达1948年1月的一些谈线日。)另外,“左”的出现在当时也有着客观形势方面的原因。后来回顾道:“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考虑,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陈毅所说的“现在,反倾向是必须的,但反倾向就又出乱子,问题是如何又反了倾向,又不出乱子”(中央工委会议记录,1948年3月14日至24日。)。这是随后选择从政策策略层面剖析错误问题本质进而检讨全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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