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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集中制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优势所在

2020-03-27
杨光斌:集中制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优势所在

杨光斌:集中制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优势所在

时 间:2020年03月27日 06:01

详细介绍

  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因此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说西方的模式是代议制,中国的模式则是集中制。支撑“中国模式”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生命力和优势来自集中制。

  人民。在我国的实践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这首先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安排上,人民性是制度的首要特征,贯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第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员都是由广泛、平等的定期选举产生的,人民有权监督、罢免其代表。第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它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具有全权性。第三,掌握全部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委托给由它产生的“一府两院”,并保持对其进行监督。第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权力是按照“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一府两院”这样一种逻辑序列展开的,人民是主权的最终来源。

  代表制。在我国,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实现人民的意志,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由能充分反映不同地区、职业、阶级和阶层特征的代表所组成。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但具有地域代表制的特征,而且还有按行业建制的色彩。近年来来自基层和一线的代表比例不断增加,实现了城乡同比例选举。作为一种非竞争性的、非职业化代表的制度安排,代表组成具有选区和行业的双重特征,其中以行业性体现选区,也就是说,每个选举单位的代表主要是行业代表,这是一种从程序角度保证人民性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

  协商。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党的群众路线在领域的重要体现。中国党人有着悠久的协商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种协商,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是一种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协商制度更是协商制度的集大成者。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选举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中存在着丰富的协商实践,协商性是制度运行的鲜明特色。正是因为这种制度运作方式,的各项立法和决策具有极高的基础。

  作为一项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质与程序的统一体,通过代表制和协商来体现人民的实质。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以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西方的议会制尽管标榜“主权在民”,但是公民选举、政策制定常常被金钱、财团等影响和操纵,成为“金钱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其中。

  党的领导。关于我国的根本制度,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西方的政党产生于资产阶级之后的议会,因此政党在议会活动中形成,在议会内部有党团,因此政党只是利益集团性质的组织。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党是一盘散沙的国家的组织者,建国路线图是“建党—建军——建国”。因此,党大是历史的内生性逻辑,一种事实性存在,不能用基于西方历史的宪政主义理论来“关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党如何来大?在制度设计上,内部有党组,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有主席团,党的这些组织将党的意志变为法律和政策。法定程序之上的集中制,是认识党与关系的基本原则。

  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首创,是与代议制下的三权分立相对立、体现集中制优势的制度。在我国宪法中,它主要反映在国家机构的组成原则上,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一府两院”由产生,对负责。这一原则,确保了“一府两院”的各项工作最终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相比较而言,代议制所鼓吹的三权分立,看似以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制约为目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权力往往超过了立法权和司法权,而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则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有名无实的。另一方面则暴露出由于党派林立、争权夺利往往导致议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府频繁更迭导致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种种弊端。比如意大利二战后69年间更换了60多届政府。美国议会内的两党争斗,多次不惜让政府关门和公共生活瘫痪。英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今天的西式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选举“游戏化”,运作“资本化”,决策“短视化”,阻碍了国家治理。

  由“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所构成的集中制,既是中国历史内生性演化的产物,也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逻辑。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这种从历史而来、在现实中管用的制度,正是中国成功的法宝,其优势在国家治理比较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比较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是,同一个国家实行不同的制度会有不同的结局,比如俄罗斯在20年的时间内分别实行了代议制和“可控的”,结果是天壤之别。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实行了同一种制度竟然会有基本相同的命运?除了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以及实行集中制的中国,其他8个人口过亿的大国都实行了代议制,结果基本上都成了“无效的”,政府不能向老百姓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连基本的秩序、温饱都成问题,各种治理性指标都遥遥落后。那些长期被殖民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力量羸弱,代议制恰恰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和人们福祉实现的瓶颈,因为选举式背后的政党组织、家族势力让这些国家的地方势力更加强大,而国家能力则在党争下脆弱不堪,国家意志难以变成现实。事实证明,“照抄照搬他国的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成也制度,败也制度。为此,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与经济的关系的说法需要得到澄清和发展。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反作用,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代中国,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中制,它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以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因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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